据台湾报纸披露，李登辉提出“国家与国家”的两岸关系新定位，是由“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专案小组”研究一年多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小组由“总统府”秘书长黄昆辉召集，副秘书长林碧火召担任执行长，成员还有“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总统府”资政丁懋时、陆委会主委苏起，以及几位国际关系法的学者专家。
李登辉一直有一群幕僚，分为外交、经济、内政、大陆四组，经常对不同议题进行研究，有时是学者个人自行研拟报告案，有时会组成专案小组，并邀请相关的官员或其他学者一起研讨。而“国安会”也同样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以供李登辉在决策时参考。因此，这样的专案小组经常以不同的组合、针对不同的议题运作，并且不断有报告提交给李登辉。“总统府”严格要求成员不得对外泄漏研究内容，连参与小组的事也不得透露。
香港《亚洲周刊》则披露，1991年台湾当局宣布国家统一纲领时，台湾当局接受国统会委员丘宏达和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及国统会研究委员会所建议的“以色列模式”，将两岸关系以对待“政治实体”界定，当时主要是将主权争议予以搁置。由于以色列在建国之前，联合国曾以“政治实体”视之，因此，国统纲领提出后，台湾当局也全力推动“重返联合国”，希望能由两岸对等政治实体的界定，走出新国际空间，政治实体的定位则仅限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在国际上，“中华民国”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李登辉的重要大陆政策幕僚，即开始着手研拟新的两岸定位，“经建会”主委江丙坤1993年在亚太经合会议部长级会议所提的“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即算是“两国论”的雏形。
一年多前，面对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即将赴大陆参访，两岸中断已久的协商大门可望重启，而美国学者及前官员开始提出“中程协议”或“临时协议”的主张，两岸的对话显然已经往政治层次逼近。但是，在中国接收香港、并将收回澳门时，“一个中国”的主张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顺利实行，台湾当局感受到空前的压力，李登辉及其幕僚于是提出重新检讨“一个中国”及“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主张，并且提出初步的报告案。
李登辉看了之后，觉得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便又指示成立“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专案小组”，开始积极研究。在黄昆辉的召集下，丁懋时、殷宗文、林碧火召、苏起均参与小组，再加上几位学者，并且视议题而征询了丘宏达等海外学者。去年辜振甫赴大陆时，提出《波茨坦宣言》强调“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即是出于该专案小组的研究。而在进一步研究后，该小组又于5月间完成了研究报告，建议以“国家与国家”的两岸新定位为基础，来对付两岸的政治谈判。
据说，李登辉幕僚小组原本的设计是只由“国民大会”代表在这次的“修宪”中，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出修改“宪法”中有关“中华民国”的“主权部分”，然后，再在10月份亚太经合会议部长级会议中提出“两国论”，这时，李登辉才出面呼应，一方面是回应美方希望台湾与大陆谈判中程协议的提议，另一方面也将汪辜会谈推到政治对话的层次。
但是，7月9日，“德国之声”由台湾“新闻局”邀请到访，李登辉在接受访问前，“新闻局”和陆委会都提供了新闻稿给李，原来的稿中只点到台北与北京的重新定位。李登辉对所提供的稿子内容不满意，亲自将稿子删改，并加入“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字句，而李的说法着实令幕僚为之错愕！
幕僚们的精心设计，因为李登辉一时起意，提前曝光，引得世人震惊。
对于李登辉为何提前曝光，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台湾当局的说法是，因为李登辉恰好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而德国有分裂国家而又统一的历史，可供仿效。实际上，德国分裂是二战后国际间政治遗产，是波茨坦公告所划分，而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分离，是一国内战的结果，就是说，中国从来就是统一的，而并未形成两个国家，这是联合国决议都承认的事实。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今年10月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将访问台湾，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就是想破坏在“一个中国”前提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
当然，正如众人指出的，李登辉拿出这套“两国论”的大背景是日美防卫新指针确立，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中国驻南使馆被袭击和美国考克斯报告出笼。就具体时机而言，时下美日韩正围迫中国邻邦北朝鲜，东亚局势难测，李登辉以为天赐良机，可以火中取栗，害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因此急不可耐地出示他的“主张”。
（摘自《视点》1999年第9期，唐人著。）
